佰亿配资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召开座谈会，为长江经济带发展谋篇布局、把脉定向。沿江省市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径，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取得重大成就，发展方式发生重大变革，区域协同联动不断加强。“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如何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本期特邀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协同共治修复长江生态环境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生态优先是前提。长江经济带生态状况如何？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取得了怎样的成效？

　　董战峰（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生态环境管理与政策研究所所长）：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板块，覆盖沿江11省市，生态地位突出。长江流域拥有全国1/3水资源和3/5水能资源储备总量，河湖、水库、湿地面积约占全国的20%，森林覆盖率达41.3%，分布有全国约51%的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33%的淡水鱼类以及39.7%的珍稀濒危植物。长江经济带覆盖约21%的国土面积，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超46%，是我国经济重心所在、活力所在。

　　然而，长期粗放式发展曾使得长江不堪重负，生态环境透支问题凸显。从长远来看，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根本上依赖于长江流域高质量的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全局、着眼长远，提出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原则的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沿江省市和有关部门坚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建立“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的责任体系，强化长江流域省级河湖长联席会议机制，推动上下游、左右岸协同共治，发展方式发生重大变革，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取得重大成就。

　　一是水环境质量得到根本性改善。大力推进污染源头治理，累计整治沿江排污口超万个，拆除非法码头数百座，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大幅提升。2020年以来，长江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Ⅱ类，2024年长江流域Ⅰ—Ⅲ类水质断面占比达98.6%，鄱阳湖、洞庭湖等湖泊富营养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水生态系统功能逐步恢复。二是生物多样性加速恢复。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施全面禁渔以来，水生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2021年至2024年，共监测到土著鱼类344种，多年未见的鳤鱼重现长江，江豚在鄱阳湖、九江段频频现身。三是绿色发展动能澎湃涌现。生态优先倒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例如，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巴陵石化己内酰胺产业链整体搬迁至绿色化工产业园，占地面积减少1/3，用水总量减少70%，产能大幅提升，并带动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由长江干流乌东德、白鹤滩等大型水电站构成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2024年累计发电约2959.04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892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4亿吨，有力支撑能源绿色转型。九江港口加快岸电改造，推广船舶污染多元共治模式，纯电动游轮、岸电设施覆盖，物流绿色化水平显著提升。四是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推进矿山修复、湿地退耕及岸线复绿，长江岸线生态功能显著增强，防洪减灾体系与地质灾害防控网络不断完善，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在治理实践中，长江经济带沿江省市探索科学有效的发展模式，为重点流域治理与区域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强化流域统一规划与协同共治。以《长江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年）》《长江经济带—长江流域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等为引领，构建“流域—区域—市县”规划体系，建立省际河湖联防联控、生态补偿机制，加强执法联动，通过协同共治破解跨行政区协调难题。

　　推动沿江化工企业向绿色发展转型。湖南省临湘市着力破解“化工围江”难题，通过评估企业技术水平与转型潜力，关闭低端产能，引导高端企业搬迁至合规园区，同步配套基础设施，分类施策腾退化工企业。新园区推行“禁限控”准入目录，企业通过自动化、数字化改造降低能耗水耗，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腾退土地复绿建设生态廊道，并布局新兴产业，打造38.5公里最美长江岸线。

　　打造绿色低碳循环农业发展模式。以湖北省为例，石首市通过“鸭蛙稻”种养模式探索平原地区生态修复路径，化肥减量约46%、农药减量90%以上，稻米获得绿色产品认证，亩均增收千元，石首农田生态系统修复项目入选全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第二批典型案例。孝感市统筹保护与发展，长江生态农业示范基地通过“猪—沼—菜”模式发展生态农业，粪污制沼气发电供热、沼液还田培肥，结合豆科作物固氮改土，试验“南果北种”助力农民增收，该模式可推广至水库移民安置区及面源污染重点治理区。

　　创新市场激励政策助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以江西省九江市为例，该市将排污权储备类别拓展至8项污染物，累计出让排污权105宗4088.72万元，以市场杠杆倒逼企业转型升级。重庆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探索水权、碳汇交易试点，通过能源与排污联动监管推进近零碳园区建设，超额完成减污降碳目标；同时挖掘长江文化与生态景观价值，发展生态旅游、有机农产品精深加工、生态康养等业态，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经济优势，持续投入能力显著增强。

　　长江经济带生态治理成效显著，但生态系统恢复需久久为功，要持续推进跨域治理，加快“厂网河湖岸一体化”模式全域覆盖、推广“两山”转化与绿色金融融合路径，将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科技引领提升区域创新活力

　　长江经济带建设，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方面进行了哪些有益探索？

　　邓宏兵（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副会长兼长江经济带专业委员会主任）：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沿江各省市践行新发展理念，将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在绿色转型、创新驱动、协同发展、成果共享等方面探索出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一是制度先行，筑牢绿色发展根基。科学完备的制度体系是规范开发行为、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基础。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推动绿色发展具有全局性意义。长江经济带产业基础雄厚，绿色发展是产业升级、挖掘新经济增长点的必然选择。2016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印发，明确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为长江生态保护提供法律保障。《长江经济带—长江流域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明确了生态保护红线、耕地保有量等空间管控指标，从国土空间布局角度为绿色发展筑牢根基。在政策激励与制度约束下，传统产业加速“绿色蝶变”。例如，浙江省湖州市在全国率先构建形成“市、区县、园区、工厂、产品”五位一体的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开展规上企业绿色工厂星级管理和规下企业“美丽工厂”创建行动。20年来，全市规上工业企业数量从1895家增至4254家，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48%，绿色转型成效显著。坚持底线思维，夯实制度保障，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二是科技赋能，创新驱动提质增效。科技创新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提升发展质量的重要引擎。推动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既是突破发展瓶颈的必然选择，也是顺应绿色低碳转型趋势的重要举措。传统产业要通过创新打破技术壁垒、重构发展路径，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全球产业分工深度调整背景下，通过强化创新驱动提升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长江经济带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进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建设、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全面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汇聚创新要素，重要节点城市聚焦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依托跨行政区划的协同创新机制有效整合要素资源，形成了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的良性循环，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凸显。沿江各省市出台相关人才引进政策，吸引高层次人才集聚创新创业。通过产学研用协同发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提升创新能力，加快培育核心竞争力，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三是协同共治，区域联动提升发展效能。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加快发展”“拓展流域经济等模式”。行政分割易导致治理“碎片化”，打破行政壁垒、强化区域协同，是提升发展效能的重要路径，协同共治才能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统筹推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提出，加强“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的协调对接，推动各区域合作联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实施一系列制度创新，为跨区域协同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自2012年以来，浙皖两省接续开展了三轮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形成“新安江模式”，从“一水共护”迈向“一域共富”，该模式已在20多个省份复制推广。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在协同创新领域持续深化合作，涵盖沪苏浙皖的九城（区），已共建16个产业联盟、15个示范园区，形成“联盟+基地+园区+基金+平台”跨区域合作体系，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产业集群加速崛起，区域联动持续释放乘数效应。协同联动，形成治理合力，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长江经济带发展深入推进，政策红利持续转化为发展动能与民生福祉。2024年，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逾63万亿元，同比增长5.4%，占全国比重超46%，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高质量发展活力不断释放。

　　绿色转型培育增长新动能

　　湖北是长江干线径流里程最长的省份，曾面临“化工围江”困局，是如何做好生态利用文章、推动绿色发展的？

　　张建华（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湖北是长江干线径流里程最长的省份，沿江曾集聚大量重化工企业，仅宜昌沿江1公里范围内就有134家化工企业，荆州、武汉等地类似，面临“化工围江”困局。部分企业环保设施简陋，粗放式生产引发污染，废水直排长江、固废堆积岸线，导致长江干支流总磷浓度超标，鱼类资源量较20世纪80年代下降70%以上。部分江段水质恶化，水生生物锐减，生态功能退化，过度开发导致岸线硬化率超60%，湿地面积较20世纪50年代减少约40%，江豚种群数量一度急剧下降，洪湖等湖泊水质降至Ⅳ类以下。与此同时，化工产业占全省工业产值近20%，荆州、宜昌等地对化工税收依赖度超30%，产业转型面临诸多挑战。

　　统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湖北着力推进系统性变革，通过产业重构、生态修复、制度创新、科技赋能等举措，探索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一是加快产业重构，从“化工围江”向“绿色沿江”转变。2018年湖北实施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以来，截至2024年，沿江1公里范围内关停化工企业165家，搬迁改造387家，腾退岸线163.5公里，长江岸滩岸线生态复绿面积超1000万平方米。推进园区加快集约化转型，全省合规化工园区减至41家，推行“一园一链”模式。各园区普遍建立了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较转型前提升60%以上，太阳能、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广泛使用。新兴产业培育方面，生物医药产业链加快形成，武汉光谷生物城、宜昌生物产业园等集聚了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研发出多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电子化学品产业瞄准高端芯片制造，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向高端化迈进。在化工领域，建成12个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在绿色催化、废水深度处理等方面突破技术难题30余项，获得专利100余件，为产业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是实施生态修复，从“末端治理”向“系统修复”转变。全省实施长江岸线生态修复工程以来，修复岸线超900公里。例如，武汉青山江滩、宜昌卷桥河湿地等生态廊道加快建设，形成150公里绿色岸线。荆州柳林洲“关改搬转”27家化工企业后，建成1200亩生态公园，水质由劣Ⅴ类提升至Ⅲ类，成为江豚的栖息地。推行河湖长制与小流域综合治理，汉北河通过拆除围网、底泥清淤等措施，加强流域治理，张家湖水质稳定在Ⅲ类，鸟类种类增至80余种；洪湖拆除18.7万亩围网，通过增殖放流恢复生态，再现“浪打浪”的美景；沮河流域推广“蛙稻共生”模式，农药使用量减少90%，亩均收益超万元。持续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建立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恢复湿地25万亩，为江豚提供了良好栖息繁衍地。

　　三是强化制度创新，从“被动整治”向“主动防控”转变。出台《湖北省流域综合治理和统筹发展规划纲要》《湖北省小流域综合治理试点工作推进方案》等文件，划定3个一级流域、16个二级流域管控单元，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落地落实。湖北是我国重要的磷化工生产基地，2022年《湖北省磷石膏污染防治条例》施行，推进磷石膏污染防治和综合利用，无害化处理能力1740万吨/年，综合利用率达65%，磷化工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成效初显。2021年，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鄂绿通”启动，整合企业环境数据，累计发放绿色贷款超3000亿元，支持“长江三峡1”号纯电动游轮等项目。鄂湘赣三省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长江班列+汉亚直航”国际多式联运通道开通，为区域发展注入新动能。

　　四是推进科技赋能，从“单兵作战”向“协同联动”转变。面对传统产业转型压力，湖北以技术创新为引擎，构建“监测—治理—转型—协同”全链条解决方案，推进工业固废资源化、生态修复智能化和产业升级数字化，探索高质量发展路径。以宜昌市为例，该市磷化工产业基础雄厚，坚持前端减量、中端提级、末端应用、全程治理，推动磷石膏综合治理，通过研发磷石膏制水泥缓凝剂、路基材料等技术，综合利用率达71.6%。同时，针对磷矿运输污染问题，启动“零碳货运走廊”项目，二氧化碳排放大幅减少，矿石分选精度达95%，“源头替代+过程管控”模式广泛应用，实现了绿色开采与资源高效利用有效结合。

　　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需在优化跨区域要素流动体制机制、拓展生态资源价值转化路径等方面持续发力。要以科技创新筑牢产业根基，依托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强化“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能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制度创新激活流域发展动能，深化全流域综合治理和跨区域协同机制，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跨区域碳市场联动等领域先行先试，探索生态资源权益市场化交易新模式；推动数智化赋能，重塑治理体系，构建“空天地水”一体化监测网络，推进生态环境大数据与产业决策深度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智慧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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